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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2018-11-16 18:02 来源:蜀南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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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档案史料期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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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1-16 来源:西安市档案局作者:admin浏览次数:

西安档案史料
 
第9期
 
西安市档案馆编印                          2018-11-16


 
用档案廓清历史的迷雾
    ——对莲湖食堂、奇园茶社有关史实的考证
 兰  璞


    近代西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尽管这里“曾是胡宗南的老窝,也是蒋介石用以封锁并准备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大本营”…,长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但却仍然上演过一幕幕精彩纷呈的革命活剧,而地处城内、历史悠久、生机蓬勃的莲湖公园,正是上演其中部分优秀剧目的神奇舞台。园中先是有中共西北特支的联络站莲湖食堂,后来有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的交通站奇园茶社。前者“为我党在西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U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各界党内外同志进行广泛的联系和频繁的接头,提供了外围掩护的好地方”。后者使“许多党的机密工作都通过这个交通站出色地完成了。数以百计的在白区遭受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同志通过梅永和同志和党取得了联系,被安全护送到陕北;发往中央的电报和从中央来的许多重要指示,也通过梅永和同志传递到地下党的组织;每一个党的交通,只要到奇园茶社找到‘梅掌柜’,就可以顺利地解决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问题。有时有敌人企图凶杀我们共产党人的事件,也常由这个交通站,通过梅永和同志及时传递消息得到避免” 革命事业的胜利成功建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勋,至今仍被人们不时提及,备加称道。据笔者有限的见闻,光记述莲湖食堂的就有徐彬如的《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童陆生的《回忆蒋自明与莲湖食堂》、曹冷泉的《蒋自明烈士二、三事》和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长街一西安街巷话古今》等书籍或文章。记述奇园茶社的就更多:有前举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长街》,有赵志的《奇园茶社一中共西安情报处莲湖秘密联络站斗争纪实》。¨有《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有《西安通览》,还有《长安史话》(民国分册)和《莲湖文史资料》。仅知根知底的王超北--A,就有三处提到这个地方,一是196 2018-11-16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奇园茶社和“望梅止渴”》,二是1 962年8月第1 7集《红旗飘飘》发表的《古城斗“胡骑”》,三是1 997年12月出版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这些材料,有的是当事人的回忆,有的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加工整理的;有的是成形的文章,有的是片言只语;有的是专门记述,有的则是偶然涉及,其共同的特点是都己公开发表,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应该说,这些或大或小的材料,对宣传这段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育和鼓舞人民,都起过很好的作用,而且大多数是真实可信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材料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逮着啥说啥、若断若续串连不起,或总体真实部分凿空的地方。最近笔者根据莲湖食堂和奇园茶社存在的时间线索,尝试着在馆存民国时期西安市政处、西安市政府等几个单位的档案中翻查,发现其中有些史实并非无卷可查,而查到的情况与现在的有些说法实在差得惊人,甚至里面所反映的一些很重要的史实,前面举到的这些材料居然一点都没有涉及。为了维护这段珍贵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一个有责任的档案工作者,我觉得有必要依据这些档案,对现在流传的有关这两者的某些时间概念和基本史实,进行一番详细的考订和补正,以廓清历史的迷雾,让这段历史清晰可辨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下面分而言之。
   
    一  关于莲湖食堂
   
   (一)食堂开设的时间
   
    莲湖食堂到底是啥时候开设的,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1932年,一种认为是1935年,还有一种认为是1936年,前一种见于曹冷泉的《忆蒋自明烈士二、三事》。后两种见于童陆生的《回忆蒋自明与莲湖食堂》。和徐彬如的《“西安事变”与“西北特别支部”》。其说者一个是《西北文化日报》的副刊编辑,自称曾对创办莲湖食堂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均给过尽力襄助,另两个全是“西北特支”的主要成员,共同商议过创办莲湖食堂并对食堂的创办过程了如指掌,都有相当的发言权。然而据今看来,实际上一、二两说都不准确。譬如前一种说法,莲湖食堂是“西北特支”的联络站,这是大家公认的史实,但是“西北特支”是1 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8)之后,谢华、徐彬如、童陆生、李木庵等人遵照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指示来到西安才成立的,你怎么能说1932年就有了她的联络站?儿子比父亲出世还早,世上哪有这个道理!何况说者在后来所写的《忆杨虎城将军的挚友宋绮云烈士》19中,自 己也否认了这种说法。
   
    至于第二种说法,证以馆藏《西安园林管理处二十五年分租金收入报告表》,也与实情相距甚远。该表涉及莲湖食堂的内容如下:
   
    出租地段 承租人姓名 租款金额 月份 备   注
   
    莲湖公园四面亭子北边地皮 将自明 二O,OO 十月 开设莲湖食堂,专卖西餐,每月纳租二十元,由本月一日起租
   
    表中载明食堂租用公园地皮,从2018-11-16起租,当年只交了一个月的租金,又怎么能说她是1935年创设的呢?有人也许会说,到1936年10月起在莲湖公园开办食堂不假、,但食堂却确实开办的比这个时间早,公园这个莲湖食堂是由别的地方搬来的。不错,史实确是如此。比如童陆生就回忆说:我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先在端履门大街租房子改修试行开张,因地点不理想,太单调,又由宋绮云交涉到莲湖公园,在这里才正式开张,这与'’莲湖食堂“一西餐馆招牌堂名也相合…,曹冷泉也回忆道:初余设法为其购得友人吴小祺炭市街房一所,后因不理想,遂迁莲湖公园,名”莲湖食堂“……
   
    但是请注意:一、这里所说的是莲湖公园的”莲湖食堂‘,而不是别的。童陆生所说1935年创办的食堂也叫'’莲湖“,不知有何根据,位在端履门(或炭市街)而呼以”莲湖“,于情于理都显隔涩,就算也叫”莲湖食堂“,也绝不是位在公园的这个食堂。二、按童陆生的说法,在端履门(或炭市街)开的这个食堂仅仅是试营业,试的结果并不理想。曹冷泉回忆大致也是这个意思。但”试“字怎讲?有”试“一年或一年多的?果真这样,哪还叫试营业?反复比较之下,我觉得还是徐彬如1936年的说法比较贴近实际。徐在《”西安事变“与”西北特别支部‘’》中回忆道:“西救会”成立以来,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党内外的活动日趋繁忙,地下党的同志需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指导群众运动,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经常在我们同志家里开会的办法,已不适应革命活动的需要。经大家研究,决定在西安市内建一个饭馆,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开设食堂是“西救会”成立以后的事情。那么,“西教会”又是什么时间成立的呢?他在《西北特支和西北救国会》(13),中这样回忆:
   
    2018-11-16,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
   
    “全教”)在上海成立。童陆生同志从上海带回来“全
   
    教”的章程、宣言和传单,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
   
    们打算把西北的各个救国会也联合起来…经和上海
   
    联系后,“全救”建议我们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
   
    动。经过一段时问准备,各救国会于1 9 36年7月联合
   
    起来,成立7“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
   
    这也就是说,“西救会”是1936年7月成立的。7月到lO月,时间比较接近。“西救会”7月成立,当月就开设食堂,到10月1同还有3个月的试营业时间,8月开设食堂,到10月1日还有两个月的试营业时间,就是9月份食堂开办,也还能试营一个月,这不入情入理,严丝合缝的吗?
   
    当然,徐彬如的回忆中没有提到端履门(或炭市街)试营业这一段,而是讲一开办就是莲湖食堂,就是位在莲湖公园的莲湖食堂。这是他的失记,不必讳言。但这不又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端履门(或炭市街)食堂开设时间不太长,证明1935年的说法不够准确么?
   
   (二)莲湖食堂位置和面积
   
    这个问题,所有的凹忆文章和相关资料,都没有具体提到,纵然提到也只是笼统地讲在莲湖公园内。可是从馆藏档案所反映的情况看,食堂初由端履门(或炭市街)迁来公园并冠名“莲湖食堂”时具体位置是在公园四面亭子的北边。四面亭子到底在公园的那个部位,卷里面看不出来,稍后绘制的公园简图(14)也找不到,不过揆情度理,也应是当时园内一个有名的景点。但是到了1937年情况就有了变化。当年6月7曰经理蒋自明曾给西安园林管理处张主任(名字待考)递了个开办食堂的申请。
   
    申请全文如下:
   
    窃查长安历为帝王建都之区、文化策源之地,近当国防之要冲,人口逐渐增加,市面旧有之莲湖公园,园地辽阔,树木荫翳,绿柳夹道风景宜人,素为西省名胜之一。惟公园既为游人麇集之地,倘无完善食堂之设备,诚不足以助其游兴,况名人、学生辄逢茶话、燕会,亦多寻风景清幽较佳之处。是以商民有鉴于斯,拟于该园内设立莲湖食堂,并恳指定地点及租金、租期,以便趋前商定合同,若工建造房屋,搭盖天棚,   经营西餐。冷食、茶点等,以便游人,而应需要。理合呈请核示祗遵,实为公便。
   
    倘没有1936年租金收入报告表,从申请的语气看,恐怕没有人不会认为这是初办食堂的申请,不会想到这食堂上一年已经存在。说明食堂迁至公园,换句话说,莲湖食堂开办之后,也还有几个月的试办时间。经过这几个月的试办觉得还行,于是要求正式定址、搭棚建房,结果园林管理处打算拨给公园东南隅该处的旧办公遗址,并与蒋自明拟订合同,且于一周后呈陕两省林务局批准。6月19日,陕西省林务局指令该处“尚属可行”。从此,莲湖食堂的位置就从原四面亭子北面捌到了公园的东南隅。从馆藏《西安园林管理处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份租款收入报告表》和《西安园林管理处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份租款收入报告表》,“出租地段”一栏所填内容同为“莲湖公园东南部办公处旧址”、1942年6月蒋自明为核减食堂地皮租金给西安市政处写的申请所引该处市益字第二七号通知“案查本处接管前园林处卷内查有该商租用莲湖公园公地东南隅fH办公室遗址开设莲湖食堂”的说法,以及1943年西安市政处(卷中作“陕西省市政处”)和蒋自明为续租莲湖公园东南隅所签合同的记载看,这个地方再没有动过。至于食堂的占地面积,据2018-11-16市政处科员陈勋臣给其科长冯景异的签呈所附食堂平面图看,其状为长方形,四边长度:东边为30 75米、南边为l 5.4米、西边为36 18米、北边为18.995米,加上东北角外带一个7 8米×8.38米的小刀把,总共727.72平方米。这些情况鲜为人知,纵是当事人,年深日久,也不可能记得多清,没人知道这些档案,不知道查阅这些档案,自然同样无法说清。虽然这些细节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对于现在的人们,特别是从事地方党史研究的人来讲,知道了总比不知道好,因此也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说说。
   
   (三)、莲湖食堂存在了多长时间
   
    这里面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莲湖食堂和百乐饭店的关系:第二、百乐饭店开张后莲湖食堂还在不在;第三、莲湖食堂后期的演变;第四、蒋自明去世后关于莲湖食堂的纠纷。其中前面两个问题都有人说过,后两个问题,许是无人知晓,许是说不清楚,还没见一份材料提到。下面逐个来说。
   
    1、莲湖食堂和百乐饭店的关系
   
    百乐饭店是蒋自明继莲湖食堂之后开办的,这点毫无疑问,但这先后出现的两个店堂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说者多不甚了然,言每不确。现在一般都讲前者是】940年由后者变化而来的,可奇怪的是,徐彬如这一年离开西安去的延安,童陆生虽然西安事变后去许权中部担任参谋主任,但这一年又回到了西安,町是两个关键人物的回忆竟都没有一处提到百乐饭店的事情,更别说它和莲湖食堂的关系。提到这层关系的,据笔者所知,主要是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长街一两安街巷话古今》。该书第84页这样说:
   
    莲湖食堂专营西餐,业务开展颇为顺利。后来根据组织意图,扩大经营范围,改名为“百乐饭店”,迁至北大街通济坊,增设了中餐、冷饮、旅馆等经营项目。
   
    谁都可以看出,这无疑是告诉人们,莲湖食堂就是百乐饭店的前身,百乐饭店就是当年的莲湖食堂,名称的不同是因为地方的不同。但曹冷泉的回忆却不这样认为,其《蒋自明烈士二三事》(15)写道:
   
    莲湖食堂经营数年,一切尚称顺利,惟苦于房屋    狭窄,不但营业有限,且吾党同志联系、活动尤感不便,盖因资金有限,且无适当地址耳。
   
    抗日战争中期,反动派反共活动日益猖獗,西安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一九四0年自明同志按党组织意见筹建“百乐饭店”扩大经营,以便发挥地下联络的作用。
   
    措辞谨慎而不失明白,莲湖食堂和百乐饭店有其必然的联系,筹办百乐饭店,是因为莲湖食堂的条件已不适应斗争形式的发展,而并不是象田、白二人所说,百乐饭店就是搬到通济坊并扩大了经营项目的莲湖食堂。这次翻出的馆藏档案,证明史实确实如此:不能说莲湖食堂和百乐饭店没有关系,但百乐饭店又的确不是莲湖饭店的改名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具体理由下而还要说,兹不赘述。
   
    2.百乐饭店开张以后莲湖食堂还在不在?
   
    可以肯定的说:在。不仅在,而且存在的时间还不短。至今人们习惯认为后来的百乐饭店就是原来的莲湖食堂,或者说,莲湖食堂后来搬到了通济坊名字换了百乐饭店的观点,实在与历史的真相相去绝远。谓予不信,请看2018-11-16蒋自明给西安市政处所写的续租地皮申请:
   
    案于三月十九日奉到钧处市益字第七号通知,    以商民与前园林管理处所订租设莲湖食堂合同,业经期满,应即废止,等因。奉此,查该地现况与前订约时之意旨似无若何变动,拟请仍照原约第四条cc如延至期满,商民愿继续营业时,再由双方另仪“之规定,准予重订新约,继续营业…
   
    申请不仅说此时”该地现况与前订约时之意旨似无若何变动“,而且落款仍缀以”莲湖食堂经理蒋自明“。再看1942年6月上中旬西安市政处(甲方)和蒋自明(乙方)的续租合同:
   
    ①    乙方向甲方继续租赁莲湖公园内东南隅土台
   
    迤南地皮共七=七。七平方公尺(如附图)。
   
    ②    乙方租定是项地皮仅许开设食堂并卖冷食,
   
    不得兼营他业。
   
    ③    ……
   
    ④    本合同有效期暂定一年,自民国三十一年一
   
    月一日起至三十一年十二月底止。
   
    ⑤   租金定全年壹仟伍佰元整,分两期交纳,南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乙方须先交纳柒佰伍拾元,至三十一年九月底再将全部租金缴清。
   
    清楚地载明,不但1942莲湖食堂仍然续租,而且租期一年,租金分两次交清。另据当年6月15日市政处科员陈勋臣给科长冯景异的签呈:”查莲湖食堂租赁地皮营业合同现已成立呈处,理应分别存查,菇:于六月十五日收到该食堂交来上半期租金柒佰伍十元整“,说明至少在1942年莲湖食堂还是原地存在的,并没有因为百乐饭店的开张而消失。外界所说,想必是由蒋自明先开了莲湖食堂,后来又开了百乐饭店,可能在百乐上投入较多精力这个基本史实所做出的看似合理,实际是想当然的一种推断,并没有坚实的事实依据,除非百乐饭店的开设不是1940年,而是1942年以后,否则绝难成立。
   
    3、莲湖食堂后来的演变   
    莲湖食堂并未因百乐饭店开办而随即关张,了无疑问,但是百乐饭店开业后,莲湖食堂也发生了变化却是确定不移的史实。其最初的变化,就是1942年地皮续租了没有正常营业。这一层,2018-11-16蒋自明再为续租莲湖公园地基给西安市政处的申请中,说得相当明白:”窃查商民承租钧处莲湖公园地基,去岁因合同成立较迟,筹备未及,夏季倏已过去,遂致不能开业,缴纳租金及看守房屋之费用数千元,纯系赔累。“接着的变化就是,1943年地皮照租,但食堂改成了”消夏社“(类似茶社),”莲湖“改成了”百乐“。如2018-11-16,蒋自明为送达合同和稆金给市政府的函中就说:
   
    谨将商民续租钧处莲湖公园东南隅一部地基开设百乐消夏社,于民国三十三(应为二)年一月一日起,十二月底止,全部租金国币柒仟伍佰元整(原合同为叁仟柒佰伍十元)。兹缮就合同二份,并租金随文呈赏,恭请鉴核批示是祷。
   
    同年4月8日,市政处职员刘协得给处里的签呈也说:
   
    查莲园旧有莲湖食堂,今改称百乐消夏社,租期业已届满,经传据该社经理人蒋自明到科面称,本年仍愿继续承租,租额愿遵从本处规定,并爰(应为援)照各蔡社例,本年增加一倍半,订定合同时一次缴清等情。查该食堂去年租额为壹仟伍佰元,本年增加一倍半,计应纳叁仟柒佰伍拾元。既据称遵照本处规定,似应仍准承租,理合检同原合同暨缴款条据二纸,签请核示。
   
    如果说蒋自明的信上说的续租莲湖公园东南隅一部分地基”还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刘协德签呈的“莲湖旧有莲湖食堂,令改称百乐消夏社,这句话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到了1945年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百乐消夏社又改成了”围棋茶社“。当年3月8日,蒋自明给西安市政府的申请中这样讲到这次的变化:
   
    原租莲湖公园东南隅地基一部开设百乐消夏    社,本年拟添设围棋,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国民高尚娱乐,并将百乐消夏社改名围棋茶社。原有百乐消夏社与西安市政处所订合同业经期满,拟请钧府以围棋茶社名义续租,所有承租手续,遵照钧府规定办理。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示遵。
   
    食堂一变而为消夏社,再变而为茶社,既说明了经营范围的转移与缩小,也客观地反映出蒋自明的经营由一段时间的顺畅转而逐渐艰难起来,足证童陆生、曹冷泉等回忆文章中所说情况确是实情。
   
    据蒋自明2018-11-16给市政府的信和他同市政府签订的合同上说,这次百乐消夏社改围棋茶社最终能够实现,是5月8日在市政府招标中以年租3万元标额竞标的结果,5月18日开张,租期从1945年5 fl起至1946年2月底止。可惜条社开张不久,蒋自明以脑溢血病暴卒(关于将自明去世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1945年5月,一种说是1945年10月,在没有直接的材料发现以前,不好说谁对谁错,但曹冷泉的回忆说他死于1945年5月lO日,则肯定是不正确的。如其说,5月17日的信又如何解释?),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4、蒋自明死后关于莲湖食堂的纠葛
   
    蒋自明是因脑溢而去世的,走得极其突然,走后关于莲湖食堂的地皮还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纠纷。据馆藏档案记载,蒋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若从1945年5月算起,足有两年多,外人并不知晓,甚至连莲湖公园管理人员都蒙在鼓里。公园管理员薛逸仙1947年8月25口给市政府陈科长、王市长的签呈中说:
   
    窃查职园东南部之莲湖食堂向归蒋某承租,历有年所。该商前于营业期问,曾在承租地段内自行建筑房屋四五问,做厨房、帐房之用,嗣以上年营业不振,致令合同期满后再未办理续租手续。经职多次查阅,据看房人王耀喜称:”蒋经理已赴上海数月之久,迄未 返陕“等语。查商民租用公地,应即办理承租手续,并按月缴纳租金。该商于合同期满后,既不续订合同,又不拆除私有房屋,且留一部分家具在内,雇人看守,与法似有未合。究应如何处置,理合签请鉴核。
   
    从看房人王耀喜说蒋赴上海数月迄未返陕的情节看,这个消息似是有人有意瞒着固方,直到1947年8月园方发现无人出面续租(实际王孝友曾参与投标,不知薛氏为何不知),问起蒋的行踪,仍未得到实情。同年9月3日,市府建设科通知薛逸仙找蒋自明商洽。不久,薛即卸职,遗缺由魏恭充任,情况才渐次明朗。9月23日,魏恭向巾政府呈报:
   
    职到差翌日,遵照前令亲往该食堂交涉。据看守人王允庚面称:前经理蒋自明业已物故,现为王某某主管(是否有主管资格?曾否递补在案?),已赴上海,待归来再为遵令解约。但市府对此颇多疑虑,故接呈后于10月25日指令魏恭:该园东南部食堂前承租人蒋自明是否死去,一面之词,殊难置信:王允庚以何种资格继续经营,本府无案可稽。似此一再支吾,显系故意拖延。仰该员仍饬该蒋自明(或合法代理人)限两周内亲来本府建设科,依照本年度该园食堂租额贰佰叁拾万元补缴租金,否则即由该员警勒令拆除,具报备查为要。
   
    政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情弄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下去了。11月6日,一个叫刘荫远的人终于出面承头,写信给市长王友直说:
   
    民国二十五年,莲湖公园管理处为点缀风景,增加游人兴趣起见,招商赁地皮开设茶园、饭馆。彼时商人与蒋自明承租园东南隅地皮一所,建筑瓦房十余间,经营莲湖食堂餐馆,由蒋自明出名管理,蒋自明不幸于三十四年十月病故,遂而停止。近者钧府催促拆毁此房,或则继续约承租,恳请钧府指示每年应缴租价若干,以便遵示办理。12月20日,此人又和一个叫王友孝的人具呈市政府,说:查莲湖公园内莲湖食堂,原承蒋自明向钧府订有合同租用,系与荫远、孝友合伙经营。兹因蒋自明去世,而在该用地内所建房屋,请依照原合同规定,由钧府照市价收为公有。嗣后如有冒名情事,由铺保商号(炭市街协记杂货店,经理崔翰卿)复完全责任。
   
    刘、王二氏何许人也?据刘11月6目给王友直的私信中”友直学长“的口气看,此人当不是一般人物(《陕西文献》说此人曾是陕西辛亥革命志士):而王孝友在1947年2月1 8日蒋自明之子蒋孝先以莲湖公园第三茶社经理身份,和奇园茶社经理王释奇并其他各公园各茶社经理共lO人。联名向市府提出续租并请核实租金后,以标额太低(82万)而未中标(15)。刘氏住糖坊街4I号,王氏住高阳里乙字一号(但其本人2018-11-16的份材料却又说他住糖坊街4I号,与刘相同,甚为可疑),两人的真实身份则不得而知。莲湖食堂的开办,虽然确以招收股份、集资经营的面貌出现,但是一、其主要经费由杨虎城在其”抗日特费“(一说宣传费)中拨给。二、据曹冷泉的回忆,认股投资的人员,约有三种:
   
    一为”杨虎城将军部下之革命同志如王根僧、王子厚、童陆生、金闽生等“(实为西北特支各成员);
   
    二为宋绮云所在《西北文化日报社》的”报社同志如邵幼和、何连三等“;
   
    三为邀请的社会进步人士。刘、工两人不属丁第一种是肯定的,属不属后两种,或属于后两种的哪一种,特别是王孝友和蒋孝先到底有无关系,没有可靠的材料,不好妄下定语,然而不管此二人是何种身份,他们对莲湖食堂暨蒋自明情况的了解和熟悉,却是绝对肯定的。
   
    因此,他们的出面认领,一方面也许受组织的委托,一方面也许是按入股的章程行事,同时也不排除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冒充壳子的可能。而从公园和市府的角度讲,关键是要该段地皮的续合同和1947年一年的租金,既然有人出面承头,对园方和市府来说当然求之不得,自然不会深究。于是市府派人前往公园勘估,认为”房产材料较劣,建筑简陋“,已无收回之必要,遂通知刘荫远、王孝友二人自行拆除,并提出”该茶社本年四月间招租时,标底为二百三十万元,凼该商房屋未拆,无人租用,以物价波动情况,似应由该商将原标底价十倍计二千三百万元,拟由该商缴还以补本府损失“。刘、王二人经过商议,1948年度仍以王孝友的名义出面继续租用这段地皮,开设莲湖食堂,原有的房屋也就没有再拆。至于市府所提1947年度二千三百万元的收入损失,王孝友以”上年度全年歇业,并无丝毫收入,所饬应交租金,无力负担“为由,”恳请钧府体念民艰,将上半年度租金核减为一千万元“(17)。市府倒也通情达理,说:”该社去年因主持人死亡,未曾营业,确是实情“(18)。缴一千万就交一千万吧,也就没太多说。等这一切麻烦事处理完,”三十七年三月间“,刘荫远又把地皮委托一个H LI宋子元的人承租,一直到1949年3月19。此后公园便不再设立食堂,加之日近解放,世事动荡,具体情况就再也说不清了。
   
   二、关于奇园茶社
   
   (一)、奇园茶社开张的时间
   
    和莲湖食堂比较,奇园茶社开张的时问要晚得多,而且说法的分歧也大得多。仅笔者有限的见闻,就有如下几种观点:
   
    l、1944年夏。此说首见于王超北的《古城斗”胡骑“》。该文明确讲”奇园茶社是1944年夏开设的“,曾对王超北作过专门采访的赵志也持这种观点。
   
    2、1945年7月。此说见于张守宪所写《奇园茶社》_22。其原话为:”】945年7月至1947年8月,存两安莲湖公园里有家‘奇乎不奇’,‘是园非园’的茶礼,即‘奇园茶社…
   
    3、1947年,也是王超北讲的,也出自《古城斗“胡骑”》一文。文中明确说:“1947年为了掩护情报的传送,我们和乇释奇等筹措在莲湖公园开设一家茶社,取名奇园茶社”。
   
    三种观点,一、三两种同出自王超北的回忆,甚至是王超北的同一篇文章却大相径庭,问题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就此次从馆藏中发现的一手材料看,王超北的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1947年说尤其不值一驳),张守宪的说法略为近是,严格地说也站不住脚。何以然?因为讲到茶社开张的时间,大家常常提出这么一个史实,即茶社是向市政府投标开设的。譬如张守宪的文章就说:
   
    一切准备停当了,但在公园里开茶社,还得经过国民党西安市政府建设科批准。党组织决定由王释奇以“财东”的身份出面、梅永和假名“入股”,向建设科投标,申请在莲湖公园开茶社。由于投标的标底较高,加之通过社会关系的活动,开设茶社的申请很快就获准了。
   
    赵志的《奇园茶社》说得则更为具体传神:莲湖公园归西安市政府建设科管辖,招标的事由这个科一手承办,要想夺标,关键在于事先摸清标底,王超北的决心是志在必得。为此王释奇就在建设科长和具体办事人身上下工夫……托朋友分别约请建设科长和承办人员,在东大街西餐馆请了两次客,并分别送了礼品,这才摸出7标底。投标时王释奇和梅永和一起到了投标现场……最后以略高于标底的价码而中标……
   
    两文都提到市政府管的投标这件事情,这确是实情。但是西安市政府是2018-11-16才重新设立的,在此之前的若干年,公园管理索由西安市政处负责。1944年夏,市政府尚未重建,哪里来的市政府,又哪里来的市政府建设科,由市政府建设科主持投标的话又从何说起?其次,市政府这次招标是发了广告的,也是实情。且看广告原文:
   
    西安市政府启事
   
    查天气渐暖,本市各公园茶社均待开设。兹定于五月八日下午:时在本府当众开标,凡愿承租开设者,均可于开标前向本府缴纳押标金额,领取标单,于开标前一小时亲携标单当场投递。此启。
   
    广告臀存当时有名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和《西京日报》等报上,馆藏档案中至今仍然完  好地保存着广告的底稿23。所以赵志的文章讲市府“原来准备在报上刊登广告,后怕张扬太大,投标的人太多,搞得建设科几个人应接不暇,同时也不愿出广告费,只是在公园门口贴了张告示而作罢”,尽管不符合史实,但他说王释奇讲“今天我在报馆昕人说,西安市政府要在莲湖公园开设茶馆,准备在报上登广告向社会投标”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王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秦风工商联合版的副经理,报纸要发广告的事他当然有条件知道;更何况市府不仅在报上登了广告,而且连登三天,并且招标的不止莲湖公园,而是全市“各”公园——按案卷中有关档案的记载,至少就还有革命公园、建国公园(即今儿童公园)等。但是报纸刊登广告的时间为1945年5月的6、7、8三日,广告底稿封发的时间是5月5日,按照广告中说的,8日下午就应当已经开标了。茶社为一季节性营生,投标既得,断无拖延的道理:对王释奇等人而言,这一层外,还有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下了恁大的工夫竞标,又怎么能标到手后反而磨磨蹭蹭?因此,张守宪说的年份是对的,而他说的月份却显然有失凭据。至丁王超北说的1947年,我不说,大家也都能看出止确与否,没有必要再罗嗦了。
   
    实际上奇园茶礼真的开张时间为2018-11-16,这在其经理王释奇2018-11-16给西安市政府的呈文。(24)中说得明明白白:
   
    窃查本园已于本月十六日开张,谨具文呈报,伏    祈准予备案,并请准将押标金肆拾万元除扣去全年租金壹拾万元外,下余叁拾万元扫数发还为祷。
   
    看到这份材料,我想一切的纷争都应该烟消云散了。不过,有几个与茶社的开张有关并且鲜为人知或知之不确的问题,还应该跟大家说说。一个是茶社的名称。奇园茶社名称的来历,现在说的人比较多,而月有的说法似乎还十分的生动有趣,可是至今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荼社其实~开始并不以“奇园'’命名,甚至投标的时候,也不是用的这个名称。关于这一节,王释奇2018-11-16给市政府的旱文(25),中明确说道:
   
    查民于本市莲湖公园内筹设茶社,以”来今雨轩“之名在钧府投标,嗣以中标后始发觉与革命公园内”来今雨轩“茶社相同,似觉不妥。兹已决定更名”奇园茶社“,以资分别,谨具文呈请鉴核备案为祷。
   
    虽然这段话也还有虚虚实实之处,譬如,以王释奇的精明和他当时的身份他不可能事先不知道声名赫赫、距莲湖公园不远的革命公园还有个”来今雨轩“,但他的参加投标用的是”来今雨轩“的名义,却是确定不移的史实。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事出仓促,权以现成应付;也许是为了保密,借之以身掩护,当然也不排除是为了增加中标的胜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奇园茶社“乃是中标以后才改的名称(赵志文中说中标后起的,严格讲也不准确),现在所见各种材料,有的因为年代太远忘记,这细节。有的则根本不知道这一细节,一提起奇同茶社,好象她一开始或自始至终就是这个名称,应该说是不确切的,也使先辈当年斗争的真实性和机智灵活打了不小的折扣。再一个是这次茶社的投标。赵志《奇园茶社》的说法颇为生动:
   
    投标时,王释奇和梅永和一起到了投标现场。别看是个小小的茶馆,争着投标的人还真不少。竞争的激烈不亚于一场战斗。争得最厉害的,要算韩麻子、    谢胖子、蒋大鼻子等十多人。特别是蒋大鼻子争得最凶,大有争不到手决不罢休之势……
   
    然而生动固然生动,只是小说笔法,语涉游戏,与史实毕竟相差太远。不锚,这次参与竟标的人确是不少,因为招标的不仅是莲湖公园,莲湖公园招标的也不仅一个茶摊,韩麻子(韩春至或韩世舫),谢胖子(应为解胖子,即胜利茶社经理解廷标)、 蒋大鼻子(即蒋自明)都争的莲湖公园臼勺,也确实争得比较凶。但除韩而外,各家争的地段并不一致:王释奇争的第一号地皮,解廷标争的第二号地皮,而蒋自明争的则是第三号地皮,即前面提到的原莲湖食堂和百乐消夏社的旧址,地段既与王释奇不同,手续上也是通过投标而续租,开办”围棋茶社“,这在前举2018-11-16蒋自明为改百乐消夏社为围棋茶社给市政府的申明请,和1945年5月围棋茶社与市政府的租地合同中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根本就不存在蒋自明和王释奇代表两个地下党组织争投一块地段并且争得不可开交的事情,而这个事不存在,当然也不会有王释奇撂标而蒋自明落标的情况。赵志的说法也是由采访他人得来,现在看,提供情况的人,显然是把事情记差池之了。
   
    三、是奇园茶社的大小。现在一般说到茶社规模时,多说它能摆100多张茶桌。300多把躺椅,如赵志、张守宪的文章,包括解放50周年大庆时《西安日报》某记者采访王释奇的报道,也都这么说。按这么个说法,其占地面积当不在小,从该茶社和市府1945年5月所立租赁合同看,租用的地皮为”壹佰方丈“,估计也差不太多。
   
   (二)、奇园茶社的续租
   
    这个问题,前面所提到的所有材料,都没有丝毫涉及,但却是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通过馆藏零星记载这段历史的档案,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斗争不易和先辈的智慧。
   
    据档案记载,自1945年5月招标以后,各公园的奈社、食章都是每年招租一次,原租户如需续租,都得按年度重新投标。因此,尽管1945年的奇园茶社租赁合同5月份才订立,但其第四条却明确规定租期截止翌年2月底,第五条又规定如欲续租,须于合同期满前两个月提出申请,以获得优先续租的权利。王释奇于1945年12月25目向市府提出了续租申请,结果又以86万元(高出底价40万的l倍还多)的标金得标。1947年2月1 5日,王释奇再次提出续租申请,3月21目,市政府发出《为各公园食堂茶社招标的公告》(26),规定”革命公园茶社五处,食堂一处,莲湖公园茶社五处、食堂一处,建国公园茶社二处,丹风公园茶社一处“,”决于3月27日上午9时在市府会议室当众开标。“有趣的是,当天王释奇就交了标单费五千元,25日,梅永和也交了图则(标单)费五千元,市府临时收据上注明俩人都投的”莲一“,即莲湖公园第一号地段,奇园茶社所在地,仍为甲等,标底为1946年标租的10倍,即865万元。3月27日开标,各公园茶社参加竟标的达22人,竞争奇园茶社这块地段的为王释奇、梅水和和联记(店名)、李淳普、 王锡铭、扈光裕六人,但是投标的结果,据《西安市政府三十 六年度各公园茶社食堂开标纪录》27,记载,联记为五百零一十万元,王释奇为七百八十万元、李淳普为五百六十八万元,梅永和为四百五十万元,王锡铭为五百六十万元、扈光裕为六百一十万元,最后王释奇以合于规定标准最高标额及市府预估底价十分之九遥遥领先的优势而一次中标。尤其值得玩味者,是这次投标王释奇代表的是”茗轩茶社“而不是”奇园茶社“(奇园茶社由梅永和代表),开标后,王释奇与市府四月一日立的租赁合同,也用的”茗轩茶社“的名义,思之与1945年的用”来今雨轩,竞标而后又改名“奇园茶社”,颇有同工异曲之妙。既分散了官方的注意,又多了,重保险,既说明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志在必得,也体现了这些先辈们高超的斗争艺术,至今让人钦服不已。
   
   (三)、奇园茶社关张的时间   
    同这个茶社开张的时间一样,奇园茶社的停业时间,也是说法迥异、各不相下。如:赵志在《奇园茶社一中共西安情报处莲湖秘密联络站斗争纪实》中说:
   
    不幸的是,194 2018-11-16。西情处的第四秘密电台被敌电监科侦破,台长胡家兆在发密报时当场被捕。由此而牵扯到机要科长王释奇。8月5日,王释奇被捕,因王同梅永和开茶社,关系密切,在逮捕王释奇的同时,特务也去王家巷24号逮捕梅永和,因梅永和住在奇园茶社内,闻风逃脱,奇园茶社因此而被迫停止。
   
    张守宪在《奇园茶社》中也说:
   
    奇园茶社从1 94 5年7月至1947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作为党的秘密交通站,从未发生过失误。不幸的是,1 947年8月,地下党设在陕西省盐务总局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茶社受到牵连,王释奇和梅水和夫妇先后被捕,茶社随之被敌人查封。
   
    这两人的观点可称之为1947年8月说(张氏说法有点问题。梅氏夫妇被捕时间不在1947年8月,如说他们被捕以后茶社才被查封,时间会晚许多。但张的这节文字第一句就将茶社的时间截止到1947年8月,故将其与赵志视做同一种观点)。
   
    《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说:
   
    莲湖公园北(?)门内侧,在1 944年至1 949年期问,有我地下党交通联络站“奇园茶社”设在这里。负责人梅永和同志于1 947年被捕牺牲后,由他的爱人李雪吟继续坚持工作,直至1 949年5月西安解放。
   
    田克恭、白浪《四十里长街一西安街巷话古今》也说:
   
    I947年梅永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也不准确、理由同前),茶社由其妻李雪吟继续经营,直至 1949年5月解放。
   
    这两书的观点可称之为1949年西安解放说。
   
    同史实而有两种截然不同,本来就令人惶惑而莫所适从,而更令人不得要领的是,造成这种各执一词的混乱局面的,正是拥有绝对发言权的王超北自己。譬如:他在1961年发表的《奇园茶社和“望梅止渴‘’》还说:1947年夏,因党设在伪陕西省盐务总局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发现破坏,受到株连,梅永和同志不幸被捕,奇园茶社也被敌人查封了。
   
    但是1962年他发表的《古城斗”胡骑“》却说:
   
    至于奇园茶社,在梅永和同志被捕后,仍继续由他的爱人李雪吟同志经营,秘密工作照常进行,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和破坏。事情再明白不过,论者之所以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要么就是视野所限,只见到这篇文章而没有见到那篇文章;要么就是各怀机杼,随意取舍。然而谁能想到,始作俑者王超北所提供的两种说法竟然都是错的!
   
    首先,据王超北的回忆和馆藏档案资料记载,1947年8月初胡家兆、王释奇相继被捕之后,作为茶社掌柜的梅永和,也很快上了敌人的逮捕名单。但是这毕竟是秘密逮捕,梅永和已在王超北的安排下安全逃匿,作为敌特,人没抓到,也弄不清梅永和不在的原因,自然不会死心,对茶社这个梅的主要活动地点不能不心存奢想,短时间恐怕还不会采取查封行动:作为地下党,即使明知形势危急,要准备采取相应的行动,但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也不能贸然关张,敌特立马查封怕打草惊蛇,自己匆匆关张岂不足自我暴露?仔细思量,你说1947年8月关张的说法能站住脚吗?估计双方的智力都不会如此低下。
   
    其次,上面说到,1947年8月梅永和未被抓捕时,敌特不可能立马查封茶社,我方也断不会主动歇业,可是形势的危急是谁都清楚的,时不行动,并不是说老不行动。梅永和一去再不闪面,敌特既然已经盯上了茶社,相信也不会有太大的耐心;组织既然明白事态的严峻,谅必也不能老这样扛着。须知,那可是胡宗南的治下,可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啊!你能一成不变地撑持几年,敌人能允许你撑持几年?
   
    以上两点当然只是据理推断,有些人心中肯定不服,那么请看第三:据馆藏档案记载,王释奇被捕,梅永和被迫逃匿之后,奇园茶社(也叫莲湖公同第一荼社),确实不曾立即取消,确曾有人出面撑持,继续经营,但这个人并不是梅永和的妻子、王超北的小姨子李雪吟,而是一个叫何泉水的人。且看1948年3月×曰何氏本人为茶社更名给公园管理员魏恭,并请魏转呈市长王友直的申请:
   
    案奉钧府本年三月十四日府秘建公字第=。八一号通知,内开:”为该商承租在莲湖公园官地开设茶社业已期满,如愿续租,按照上年度租金提高十五倍,限文到一周内来府清缴,否则放弃承租权“。等囡奉此,自应遵办,惟该承租人王释奇因物价高昂,加之经济艰苦,无力承租,情愿推让本社股东何泉水继续承租,对于租金一节,由何泉水如数缴清,恳请钧府准予将王释奇改为何泉水,第一茶社更名‘’和合茶社”,以何泉水受权承租。理合具文呈请鉴核,批示祈遵。
   
    何氏究为何人,不甚清楚。是否张守宪文中所列茶社工作人员中的王河水,也不好肯定(如果是,则张的写法可能有误),其自称股东的说法,尤颇异于王释奇、梅永和合伙经营的成说。
   
    这些都可进一步地研讨,不过,他既然以茶社主事人(市府给魏恭的指令中称为“经理”)的身份,于1948年3月20几号(24日之后,29日之前)就提出了更换经理,改变社名的申请,便说明奇园茶社1947年8月以后真的还经营了一段时间,但是至1948年3月底,也算是走到了尽头。另外,大约也就在何泉水表示愿意续租,要求改变社名的时候,2018-11-16,住在北关自强路79号的符毅吾也向市长王友直提出了如下申请:
   
    窃查莲湖公园第一茶社地段原承租人王某业已他往,早已期满,闻尚无人承租,民拟将上列地段承租,仍开茶社,遵照钧府一切法令及管理规则。可否之处,并请示遵。
   
    这个姓符的到底是啥身份,至今也不得而知,从档案中市府秘书长汪震(字雨辰)2018-11-16给王友直的请托信中称之为“敝亲”(实际小是)的情况看,来头似乎不小,因而,魏恭将何的申请备文呈府之后,市府压下未予理睬,反而以政府通知发出已逾一周,王释奇仍未交纳租金为由(28)于4月3日直接批复符毅吾:
   
    呈悉,应予照准。全年租金核定为壹亿壹仟柒佰   万元,仰于一周内来府靖缴租金、办理承租手续为要。等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市府方于4月24日指令魏恭: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签呈一件(为呈送该园第一茶社经理何泉水呈请更名换权等情鉴核由),呈件均悉。查第一茶社原承租人王释奇未遂规定期限缴纳租金,该段茶社已另由符毅吾承租,仰即转饬何泉水知照。
   
    凡此数件,又都清楚地说明,从2018-11-16起,奇园茶社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至此,你还能说1947年8月奇园茶社就结束了?你还能说奇园茶社在王、梅被捕之后,由李雪吟继续经营,一直至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吗?
   
    关张的时间弄清楚了,这里我想附带再说两个并非无关的问题。
   
    第一、据馆藏档案记载,符毅吾1948年4月承租了奇园茶社这块地方以后,只经营了一年时问,1949年3月,市政府就着手对各公园茶社的位置进行调整,符的“茶社之位置设于花坛内,且于园景有碍,本年在撤销之列”29。符毅吾托友人贾贵英让汪震给王友直写信,说在此米珠薪桂之际,符君数口生计,端赖是社维持,“敬恳推情示予主管人仍予保留”。本来市府定于四月二十五日再度举行各茶社招标,让符届时参加竞标,后来以时局变化,解放在即,又决定停止进行,“仍由原有的各荼社继续承租”,如此,符毅吾便接着经营,直至解放为止。这又从一个方面,证明了1949年5月解放说的不确。
   
    第二、奇园茶社的关张在梅永和被捕之前。它的关张,并不是因为梅永和的被捕,而是由于王释奇的被抓和梅永和的逃匿。这在前面所举的实证中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尽管王的被抓极为保密,何泉水和符毅吾以及市政府的文件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到)。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奇园茶社最后并不是被查封;而是在市府的操纵下被迫易手,王超北和张守宪的“被敌人查封”的说法,并不准确。
   
    此外,各种说法,除了把茶社的关张完全归之于梅永和的逃匿、被捕不够准确之外,张守宪的《奇园茶社》、田克恭、白浪的《四十里长街》、王超北的《奇园茶社和“望梅止渴”》及《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把梅永和被捕的时间说成是1947年8月也不正确,而《四十里长街》,“1947年梅永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负责人梅永和同志于1947年被捕牺牲‘’的说法,尤其荒唐。因为据1951年6月西安市民政局搞的《烈士史迹调查登记表》记载,梅永和的被捕时间为1948年5月,去世的时间为2018-11-16。这个材料,是解放后党组织安排专人搞的,时间也距梅永和被捕和死亡的时间不远,而证明人就是时任西安是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的王超北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考察,都要比前举诸人诸材料的说法可靠得多。如果不相信它,我真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和能够哪怕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研究禁区的逐渐减少,党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一批又批的革命回忆录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应时而出,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盛世伟象。但是正如一些严肃的史学研究者一再指出的,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以及时间的距离,知情者的日渐衰少和人们认识的差异与变化,虽然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回忆录中,佳品固不在少,可是态度认真而记述失实或部分失实的俯拾即是,在繁荣的局面之下,又潜伏着几多让人头痛的种种混乱。客观地讲,由于历史环境的恶劣与艰难,有些应该保存下来的革命史料却未能保存下来,在相当的程度上给党史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这并不等于说,就没有一点革命史料保存下来一我们这方面没有,国民党方面的有没有?图书馆、博物馆没有的,档案馆有没有?离了回忆录就绝对不行?说到底,是没有下功夫,不愿下功夫。即如本文讨论的莲湖食堂和奇园茶社,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说法,多少年了都解决不了,统一不了,就没人想到过去的政府档案里面会不会有有关的材料,就没有想到来档案馆查阅,而只满足于在几个颇成问题的材料里倒来倒去。这当然与档案馆的宣传不够有关,也与档案馆过去长时期的封闭和人为的神秘化、政治化不无关系,但是某些党史研究者的知识缺陷,档案意识不强,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譬如中共党组织史,从上到下搞了许多年了,有那么多的人在各级各类档案馆中披沙拣金,已出的成果引用了那么多的档案资料,声势如此之大竟未引起有些研究者的丝毫注意;1999年西安解放50周年纪念,《西安晚报》解维汉根据本馆发现的王释奇1945年12月25臼给市政府的续租申请写的文章,赫然发表在该报的纪念专栏,也居然没有引起一个党史研究者和写过奇园茶社的人的丝毫注意,这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斛。档案之较之其他史料为可靠,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党史研究者,谁都不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也是理之自然,两者的结合该是多么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档案馆也正在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国家花许多资金和人力保存保护的这部分信息资源,亟待有识之士来开发,资源共享已经成为文明社会人们的正当要求和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档案馆正真诚地张着烈臂,热情地欢迎党史工作者的到来,通过档案的利用,使档案馆的生命在延续中放出精彩,使党史的研究从繁荣走向新的繁荣。
   
    注:(1)(3)王超北《奇园茶社和”望梅止渴‘’》(署名庞智)。
   
    (2)(11)童陆生《回忆蒋自明与莲湖食堂》(《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
   
    (4)(21)《金秋》(1995年9期一11期)。
   
    (5)见《西安文史资料》第三辑。
   
    (6)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
   
    (7)(13)见徐彬如著《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
   
    (8)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9)见《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
   
    (10)馆藏017-6-236卷
   
    (12)曹冷泉《蒋自明烈士二三事》。
   
    (14)(15)馆藏01-11-360卷
   
    (16)馆藏01-11-482卷
   
    (17)(18)(19)(28)(29)01-11-489卷
   
    (20)《红旗飘飘》第17集。
   
    (22)见《长安史话》民国分册。
   
    (23)(24)(25)馆藏O1-11-54卷
   
    (26)(27)馆藏01-11-36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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